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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一位厌倦了游戏行业的程序员，在陪诊行业通过和人交流，重新找到一些认可和价值感。”—— 这线 月初，我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冯平发的一则帖子，标题叫《游戏行业不景气，试试陪诊过日子》。帖子里，他描述了自己的经历：“北漂”人士，此前有七八年游戏开发经验，薪资算得上不错，与同事关系也相当融洽，称得上“一段美好时光”。但最近几年，行业不景气，项目组总是在解散的边缘，“解散也是常事，不过谁都不想发生在自己身上”。

　　他描述了自己想要转行的原因：“最近经常看到陪诊的文章，也想着自己能不能胜任这个岗位，家里的老人常年吃药，所以自己对医院也比较熟悉，就去学习了一些知识，然后也成功接到了单子，陪着阿姨挂号，候诊问诊，帮阿姨取药等等，既帮助到了人，也获得了酬劳，阿姨态度也很好相处，想想也挺开心的。”并且在结尾说，如今自己已经转行成功，干得不错，收入基本能维持生活。

　　做陪诊师有很多好处，作息规律、身体健康、心情愉悦。在冯平看来是这样的。他对我描述这种踏实感：以前做游戏开发，晚上 12 点以后才能下班，熬夜的情况经常有；现在，一般不到 11 点，就已经睡着了，如果白天比较辛苦，可能就睡得更早；起床时间也变早了，5 点或者 6 点，这是个让他感觉精神饱满的时间。

　　身体健康 —— 不用坐在办公室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适度的、合理的、可恢复的体力消耗，北京的地铁四通八达，每天额外在医院走的步数不算奔波。

　　“我以前是做程序的，经常点外卖，点完就在工位上吃，吃完就不动了，身材比一般人要胖一些。”冯平告诉我，辞职之前，他靠节食减下去 40 斤体重，恢复到比较正常的身材，过程十分痛苦，“那个词怎么说来着，过劳肥。只能靠少吃减下去。”现在，他能明显感觉到身体变好了，晚上回家，辛苦一天，洗个澡，躺到床上，也感到充实。

　　还有最重要的“心情愉悦”的部分，或者可以说是“价值感”。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聊到这个，冯平举出了一些具体的例子，他陪诊过的人以老人居多（他称呼为“客户”），需要用到一些话术。比如说，很多陪诊师是子女给老人请的，而大部分老年人比较节俭，不愿意花钱雇人陪着看病，总是更能接受以朋友的身份来帮忙 —— 有的老人会和他闲聊，小伙子在哪里工作，和孩子怎么认识的，这种时候，他会说“一点善意的小谎言”。

　　冯平向我描述他的第一单。那天他提前踩了点，但心情还是有点紧张，总感觉自己手脚不够麻利，办手续的时候，总是在心里督促自己干得快一点。“第一个客户是一个阿姨，是她的女儿找的陪诊，但是她让我（对阿姨）说（自己）是她朋友。”结束以后，对方感谢了他，这让他感到心情愉快，类似的事情在之后也经常发生。

　　冯平显得有点犹豫。他很快答应会给我发一些和他工作有关的图片，但是在文本内容上，他显得支支吾吾。“我看一下，晚上回复你。”后来，他答应下午 6 点前回复我。下午，他发来一个图片压缩包，“你看看这个能用不？有 2 张是我 P 的，上面有水印。”我追问他为什么会有水印，他短暂地沉默了。然后他又说：“内容的话，我这边没什么太好的建议，毕竟我提供的内容不够精彩。”

　　冯平向我承认，他对我讲述的内容存在虚构（或者有意隐瞒）的部分。我感觉，在他心中，这有点像他和我描述的、陪诊师面对老人时的话术，无伤大雅的、善意的谎言。他对我说：“（陪诊师）确实是我真实做过的工作。不过目前我更多在做其他陪诊相关的工作。我自己去做的体验和感受都是真实的想法。”

　　“我来北京就是帮朋友一起做这个事情的。我闲下来的时候我也非常愿意去干陪诊师。”他补充，后来我了解到，“这个事情”实际上指的是一个陪诊平台的运营。

　　他向我讲述了第二个版本的故事。在这个故事里，一切大体不变，只不过存在一些前提：他并不是看到新闻里有关陪诊师的报道才对这份工作感兴趣，而是被朋友拉来的；他确实做过陪诊师，只是现在转做了运营（这是在一个月之前正式决定的）；他辞职后回家待了一段时间，才重新回到北京，他需要这份工作维持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成本。

　　当天晚上，我们又聊了一次。在电话里，冯平讲述了更多，几乎“推翻”了之前的全部内容。事实上，严格来说，冯平做陪诊师的经历只有 2 次。他口中“在陪诊师平台的朋友”其实是公司的创始人，他相当于被拉来“入伙”，做管理层人员，协助公司的运营。他所讲述的，大部分陪诊师和客户之间相处、沟通的细节，其实都是他观察到的，并不是亲身经历。

　　陪诊师不算全然新鲜的工作，疫情期间，它就曾走入大众视野。在老龄化、低生育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当下，异地就医流动、预约就诊流程繁琐催生了这个职业。大部分情况下，陪诊师主要针对老年人群体和对医院流程不熟悉的人群，服务内容覆盖入院看诊的全流程。发展到现在，与之相关的注册公司、分散在各个平台的陪诊师都已经达到了可观的数目。

　　冯平对我描述过他公司的情况，那是一个可以为陪诊师提供接单机会和保障的平台，二者相当于合作关系。陪诊师想要加入平台，需要先进行视频培训，了解一些挂号取药的流程、常识性的医学知识、部分的专业名词，这些内容会被整理成一份笔试题目，注册者顺利完成后，就可以参加面试 —— 面试通过就可以开始接单了。冯平说，他就是这样开始入行的。现在他告诉我，实际上这些流程，并不是他作为陪诊师所经历的，而是和面试官坐在一边，亲眼看到的。

　　一般情况下，一则陪诊单子的时长在 2 至 4 小时，很少有全天。简单地取个号、陪诊，流程走下来，2 小时就够了，再长一些就是做比较多、全方位的检查，但是这类单子很少。陪诊的单价每小时不到 100 元，包半天或全天还能便宜，加上平台抽成，个人到手的并不多，何况很少全天有单。冯平说，因为接单量不稳定，大部分陪诊师的普遍月收入在 5000 至 7000 元。

　　我们最初接触时，冯平对我说，家里人对他做陪诊师这份工作始终不太认可。他今年快要 35 岁，家里人总是劝他回家上班，找一份稳定安逸的国企工作。他总是拒绝，“没有亲戚帮忙，进了国企也很难转正，没什么意义”，而做陪诊师是“有意义的”。

　　后来他告诉了我实情，依据他之前在游戏行业的经验，回到家乡基本没什么可做的。“家里除了钢厂还是钢厂，我不喜欢那里。”

　　冯平重新解释了自己对从前那份工作抗拒的原因。他说那“是喜欢的工作，但做的是不喜欢的游戏”，不仅仅是无意义、没有创造性的问题，事实上，他一直抱有愧疚感。实际上，他做的是那种“擦边”赌博的棋牌类游戏，这占据了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。身边有亲戚朋友因为这种游戏欠下网贷，每次听到这些消息，他都感到“心里很不舒服”。

　　“感觉自己和这些人做了这个东西，相当于害人。”冯平问我，“你知道 CRA（临床监查员）和 CRC（临床研究协调员）吗？”他说，他最近了解到，这是临床医学中与临床试验相关的岗位，“医学上拿活人做实验 —— 可能给那些无药可救的人大笔的金钱，然后让他们用新药去做实验，监查他们的症状，我觉得这是我不能认可的。”

　　“为什么我（以前）能挣到高薪？就是因为这些（赌博的）人输得多了，我做的棋牌游戏才能火。我觉得我成了别人的帮凶。”他告诉我，他 2016 年，大学毕业，2017 年入行，第一份工作就在这样的棋牌公司，后来辗转七八年，公司换过几家，租的房子从天通苑换到昌平，再从石景山搬到朝阳。疫情期间，家里老人感染新冠去世，那时冯平隐约感到一种报偿。

　　“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，也太过了。”冯平说，当时他选择了辞职回家，可惜回家之后，家乡并没有一份能够让他接受的工作，“我的这个年龄，不上不下的。”

　　做陪诊师这份工作更大的意义也在这一点。冯平对我说，那些前期的“考量”，他主要是想知道这份工作到底有没有他想象中的那种正当性，“比如说帮助一些人，靠体力换取金钱，也不是医院黄牛。确定真的是这样之后，我才答应了朋友来干这件事。”当然，此外更现实的原因是，这家公司虽然还在起步阶段，但是有前景、有潜力，他作为管理层，一切步入正轨后，可以轻松、稳定地获得不错的收入。

　　冯平不好意思地说“是”，他又和我道歉，说觉得耽误了我太多时间。“我希望能让你确实有一定的收获，而且我不想这个谎言被拆穿。”那篇帖子的图片并不是冯平自己拍摄的，他从平台上拿了其他员工的图片，结合着自己的经历和想象，描述了一个他希望呈现的故事 ——“一位厌倦了游戏行业的程序员，在陪诊行业通过和人交流，重新找到一些认可和价值感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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